忆儿时 林海音 赏析

忆儿时 林海音 赏析
忆儿时 林海音 赏析

忆儿时 林海音 赏析
我的小学母校是在大陆的北平,地址在和平门外厂甸,简称厂甸师大附小.北平的师范大学,有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在同一社区,是文化古都北平有名的校区.我第一次返第二故乡北平,访母校附小是1990年五月的事.一群夏家的子侄陪我一道去,因为他们也都是附小毕业的,就连他们的子女,现在也都在附小读书,是一家三代的母校了. 校园还是老样子,大校门进去,是环抱两条斜坡的路,因为校园比大街高出许多.上了坡,眼前显现的是广大校园前部,一年级的教室仍在左手边!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下雨天我上课迟到,爸爸给我送衣服来的情景,那已经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前方对面望去,有一排房子,当年是专为男生上课的劳作教室.旁边还有两个窗口的房子,是排队买早点烧饼麻花（即油条）的地方. 我记得我的门牙掉了,吃起东西来抿着嘴,吃烧饼麻花也一样,又难看又不舒服.北平的小孩子掉了门牙,大人见了常会开玩笑说：“吃切糕不给钱,卖切糕的把你门牙摘啦?”切糕是一种用黄糯米粉和红枣、芸豆、白糖蒸出来的糕,像我们台湾的萝卜糕一样大,人人都爱吃. 从校园向右往里走,经过二年级教室、花圃,穿过大礼堂、音乐教室,豁然一亮,就到了大操场和右手一排依旧是临街墙的老楼房教室,操场也还和从前一样,有滑梯、秋千、转塔等.想到我那时从前面的一、二年级升到后面的三、四年级,升高长大,心中好不得意.转塔、秋千、滑梯是我的“最爱”! 进到楼房廊下,看见一间教室的外墙上,钉着一个牌子,上面横写着三行字： 邓颖超同志 1920年至1921年 曾在此教室任教 看起来很亲切,可见他们对邓颖超女士的敬重.她是周恩来的夫人,一对模范夫妇,他们生活简朴,一向喜爱收养抚育孤儿,非常有爱心,所以受人敬重.前些时（七月十一日）邓女士以八十八高龄于久病后故去,我们也一样地悼念她. 校园没有变动,这栋楼房也是我在三、四年级上了两年课的地方.上下课的时候,钟声一响,群生奔向楼梯,木板被跺得咚咚响,我现在还好像听到吵人的声音. 校园的最后面,也就是楼房的右边,原有一排矮屋,是缝纫教室和图书室,但是现在却没有,太陈旧矮小被拆除了吧!但是我在这儿却有着难忘的生活.女生到了三年级就要到这间教室学针线.这屋里有两张长桌和一排靠墙的玻璃橱,橱里摆着我们的成绩——钩边的毛绢、蒲包式婴儿鞋、十字刺绣等等.教室的另一头是图书室,书架上是《小朋友》、《儿童世界》杂志,居然还有很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纾、魏易用浅近的文言所翻译的世界名著,像《基度山恩仇记》、《二孤女》、《块肉余生记》、《劫后英雄传》……等等,我都囫囵吞枣地读过,可见得,当我白话文还没学好的时候,已经先读文言的世界名著了,奇怪不奇怪! 在后面绕了一圈,又回到前院去,到我二年级的教室前拍了一照,因为它仍是当年我上课的教室,没有变动.我忽想起我上二年级的糗事,算术开始学乘法,我怎么也不会进位,居然被级任王老师用藤教鞭打了几下手心,到今天还觉得羞愧脸热. 今天走到这儿,拍了照,我忽然对晚辈讲起这些糗事并且笑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在教室外挂一个牌子,上面写：林海音同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曾在此教室挨揍.”子侄们听了大笑! 五、六年级的教室,就在二年级教室的东面.我们升入六年级的第一天,下午下课前,新级任李尚之老师,指定几个男同学,要他们下了课留在教室,先不要回家.大家疑心重重,不知道是什么事要他们留下来,打扫教室?挂贴画表?功课不好需要补习? 有一些好事的同学便也留下来不回家,躲到离教室远远的角落看动静. 第二天,你们猜是怎么回事? 好事听动静的同学告诉我们了.原来昨天教室门关起来以后,只听见李老师叫那几个男同学一字排列,严辞厉色地说,他知道他们几个人在五年级时是班上闹得不像话、又不用功的学生——五年级的钱老师是个老秀才,是好人,但是管不住学生,我就是从钱老师班上升上来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到了李老师班上.李老师说到这儿便拿起了藤教鞭,“咻!咻!”两下子,接着说：“到了我这班上,可没这么便宜!”便接着在每人身上抽了几下,几个出名的坏学生,便闪呀躲呀的,可也躲不及,只好乖乖的各挨了一顿揍. “你们怎么知道?不是教室关紧了吗?”我们女同学问. “趴在门窗缝看见、听见了呀!”淘气的男同学扮着鬼脸说. “也欠揍!”我也不客气地撇嘴对男生说. 小学的最后一年,在李尚之老师的教导下,我们成了优秀和模范班.矮矮胖胖、皮肤黝黑的李老师,是河北省人（附小的老师几乎都是河北省人）,他虽严厉,但教课讲解仔细,也爱护我们,我们实实在在地受益不少.这一年中也有不少学生（男生最多）挨了揍,但是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和现在有的老师拿打人出气是截然不同的. 我在附小记忆中的老师像教舞蹈体育的韩荔媛老师,教缝纫的郑老师,二年级级任王老师,五年级级任钱老师（他的名字是钱贯一反过来念就是“一贯钱”啦!）都是一生难忘的. 我们附小主任是韩道之先生.他是韩荔媛老师的父亲.记得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召集全校女生到大礼堂去听他训话,他发表谈话说,我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不可毁伤的伦理观念,劝大家不要随时髦剪掉辫子.因为那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西洋的各种风气东来,一股热潮,不但文化、衣着、生活上的种种习俗都改变了,剪辫子留短发也是女学生（甚至我母亲那样的旧式家庭妇女）的新潮流,韩主任的一番大道理,谁听得下去,过不久还不是十个女生有九个剪掉黄毛小辫儿,都成了短发齐耳了.我当然也是. 前面我说过,我们的缝纫教室也是学校图书室,我喜欢看书架上的杂志《小朋友》和《儿童世界》.《小朋友》是中华书局出的,《儿童世界》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小朋友》的创办人有一位是黎锦辉先生,他对中国的音乐教育太有贡献,我们是中国新文化开始后第一代接受西洋式的新教育,音乐、体育、美术,都是新的,我们小学生,几乎人人都学的是黎先生编剧作曲的歌剧,像《麻雀与小孩》（太有名啦!）、《小小画家》、《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哪一个不是小朋友们所喜欢、所唱过的哪!他办的《小朋友》杂志是周刊,每到星期六,我就等着爸爸从邮局（他在北平的邮局工作）提早把《小朋友》带回来.上面我爱看《鳄鱼家庭》,还有王人路（他是电影明星王人美的哥哥）的翻译作品.记得有一期登了一篇小说,说是一个王子慈善心肠,他走在路上很小心,低头看见地上有蚂蚁就踮着脚尖走,不愿踩到蚂蚁,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虽然是任意走路的人,但是真的低头看见蚂蚁,也会不由得躲开走呢!这都是受了《小朋友》上小说的影响吧! 等我长大了,进了中学,当然满心阅读新文艺作品和翻译的西洋作品,《小朋友》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的读书生活中消失了. 今年的暮春五月,我们一群儿童文学工作者到上海、北京、天津去和大陆上的同好者开会,热闹极了,亲热极了.我在会场上认识了许多人,重要的是在上海的会中,桂文亚给我介绍了今年八十六岁的陈伯吹老先生,他一生至今都是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写作、编辑或教书.他虽是快九十岁的人了,但健康的气色、红润的肤色,亲切的谈吐,都使人有沐浴春风的感觉.大家都很敬重他,我也一样,给他拍了照片. 这时台北的陈木城过来了,他说：“来,林先生和七十岁的《小朋友》合拍一张.”原来他拿来的是一本《小朋友》创刊七十周年纪念号,全书彩色,虽然是二十四面薄薄的一本,但七十岁可是个长寿呀!算起来这位“小朋友”还比我小,我们都这么健康,我虽然这么大岁数,也没有失掉孩子气,我愿意像陈伯吹先生一样,一生都要分出时间来为孩子们不断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