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help!请结合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实两例,分别说明我党锐意推进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社会help!请结合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实两例,分别说明我党锐意推进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社会help!请结合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实两例,分别说明我党锐意推进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社会help!请结合20世纪八十年代的史实两例,分别说明我党锐意推进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的进程.
陈云在1979～1989年十年中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有哪些重要思想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1977、1978年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已经不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考察了日本、欧洲,只看到了他们战后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成为发达的国家,没有看到他们的工业基础比我们好,他们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他们没有八亿农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这样一个情况,从而不适当地坚持要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且错误地提出要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要在20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结果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1983年以后错在什么地方?就是错在没有坚持20年翻两番的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的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同样错在没有把“实事”搞清楚.当时的“实事”是什么?首先,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经济体制有待在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进行系统的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前十年只能着重于打基础、理顺关系,速度不能搞得太快,而且要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由于没有这样做,一些领导人天天在那里鼓动翻番,鼓动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鼓动加快经济的发展速度,结果出现了1984年第四季度的严重失控,1987、1988年又没有正视经济中存在的国民收入超分配的问题,软着陆没有着下来又再度起飞,最后导致国民经济的再度大调整,重犯了“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我们的问题,无不出之于不分析“实事”.我们每一个大的报告都是从形势分析讲起,而且用的篇幅不短.问题在于是不是把“实事”搞清楚了.回过头来看,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把“实事”搞清楚,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差错.
什么东西妨碍我们把“实事”搞清楚?
先有目标,然后去“分析”实事.1977年提出23年实现现代化以及随后一些部门和地区提出的翻番计划,都分析了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但这种分析都是为了论证当时提出的目标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定什么目标,应当是分析的结果,而不应当是分析的出发点.先定下目标再去找根据,是无法把“实事”搞清楚的.
“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发展目标都是长官意志断定的,而长官的意志又是不受约束的、不承担责任的.做经济工作的人,扭不过长官意志,只能只唯上、不唯实.而在有些情况下,尽管经济部门唯实了,但长官意志可以轻易否定掉经济部门制定的计划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人大会议通过,12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批判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数字于1956年11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1957年10月,中央领导人就发动“大跃进”,把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全面推翻了.1982年人大会通过的“保四争五”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6年人大会议通过的划分两个阶段的第七个五年计划以及其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还不是按长官意志说变就变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怎样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愿意讲有利条件,不愿意讲不利条件,愿意讲成绩,不愿意讲缺点,这是党内的一个陋习.尽管有的时候讲“宁可把困难估计得多些,也不要估计不足”,但把困难估计足的时候不多.80年代只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一次是1989年9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这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了.如果能早点把问题揭开,那该多好啊.
党内还有一个毛病,宁肯拿很多时间去讨论具体业务问题,也不愿意拿出时间讨论一下经济的总体工作,更不愿意开门见山地仔细分析经济中的实际问题.每年开了不少的会议,大多是由上往下贯,层层照转,根本讨论不了什么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顾虑的问题,怕把问题说多了、讲了实话,被打成右倾和被视为右倾,被说成是不尊重领导.现在说大话、说空话甚至说假话成风,而说实话的人却总是顾虑重重、胆战心惊,这不能不使人深思.
(二)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从长期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
1978年提出组织新的大跃进,就是违背了稳步前进和按比例发展的方针.单纯突出钢,追求1985年产钢6000万吨,造成煤、油、电、运全面紧张,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大上基本建设,突击签订引进合同,使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和外汇债务.由于追求数量、追求速度,不顾质量、不顾消耗、不讲经济效果,最后是图虚名遭实祸.
1982年以后,追求产值翻番,同样是违背了稳步前进和按比例发展的方针.1982～1984年片面追求产值,盲目扩大建设规模,致使稍为缓和了的能源、交通、原材料供应紧张的情况又紧张起来.1986年略为收缩了一下,1987、1988年又大干快上,国民经济进一步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关系失调,又来了一次大折腾,出现了一次反复和大的马鞍形.
什么叫折腾?形势一好就想加快,就想大干快上.而一大干快上,就必然造成经济关系紧张,支撑不下去就必然调整,把速度降下来.而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旧病复发,又想大干快上.这种不断地反复就是折腾.经济规律是无情的.你违反它,它就马上给你个脸色看.第一年闹腾,第二年就日子难过.觉悟得早,调整及时,损失就小；反之,损失就大.
稳步前进,按比例发展,持续、稳定、协调,每当出现一次问题,就重念一次这本经.而在有的时候,一边念这本经,一边在违反这本经.这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东西在抵触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
不要丧失机遇是对的.但是,正是不丧失机遇,就必须积极准备和创造条件,循序前进,而不能贸然行事.凡是盲目冒进的,出现折腾和反复,都不是抓住机遇,而是丧失机遇.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常规是要打破的,而有的常规就不能打破.比如,按比例发展,这个常规就是不能违反的.为什么一搞大跃进、一搞大干快上,就出问题?就是因为一搞大跃进,就必然破坏按比例发展这一条规律.不信你数数,哪一次大跃进没有破坏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现在说大跃进的少了,跨越式发展成了时髦语.其实,跨越式发展都是追求超越常规的速度,都是追求大跃进.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不是号召跨越就能跨越的.历史阶段是不能跨越的.“按部就班地搞就快”,除了陈云外,没有人敢讲.但违反了它,就都受了惩罚.
经济工作牵动国家的利益、老百姓的利益,为什么要去冒风险呢!经济工作应当强调循序前进,水到渠成,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能正常地工作,不能拿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去冒风险.可以回顾一下,凡是高喊不要怕冒风险的时候,风险就真的接着来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调发展是对的.但对于发展本身来说,不是什么样的发展都是硬道理.不稳步发展,不协调发展,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这种发展就不是硬道理.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这就限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们的党吃急于求成的亏太多了.1981年9月2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曾经讲过,三十二年来,在发展经济上,究竟我们是低速度吃亏多,还是高速度吃亏多?经验证明,还是高速度吃亏多.我这样讲,并不是否定切合实际的高速度,更不是主张低速度.安排速度总是要合情合理,实事求是,能够达到的速度而不去争取是不对的,但是,脱离实际,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危害更大.”[4]
陈云讲得很准确：“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2](p．252)这是1979年9月18日陈云讲的话,离开现在已经25年了.但这个探索我们现在并没有完成.
人们自然地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讲稳步前进,而总是犯急于求成的毛病?为什么老说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而总是控制不住?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找一找病根在哪里.光讲空道理是没用的.病根还在于体制,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追求政绩,大搞建设,中央政府强劲,地方政府更强劲.现在说是政企分开了,实际上大干快上还是政府起主导作用.从根本上考虑转变政府和党的职能,是时候了.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讲了这样一段话：“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没有坚实的体制基础.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应当切实地付诸实施.
(三)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调整都是不得已的.在调整中最常犯的毛病是下不了决心,总想希图侥幸,这也舍不得下,那也舍不得下,以致拖延了时间,问题越积越多.
陈云每遇调整,决心都是大的.1980年那次大调整,陈云提出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极而言之),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塌不下来；有人说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陈云的话壮了全党的胆.只有决心大,退要退够,形势好转的时间才来得快.
1985年2月第一次省长会议后,陈云在政治局会议上,不理睬有的领导人提出的“用轻松的办法解决紧急的经济问题”,而主张“有些东西要搞得死一点,叫先死后活,置之死地而后生”[2](P．375).可惜,这一次陈云的意见没有为全党所接受,以致酿成大祸.
实践显示,在遇到必须调整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容易下决心,怕这怕那,但在调整过后又后悔早该下决心,早该退够.因为下决心调整了,形势就很快好转,没有一次出现一蹶不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经验,不要怕调整,该调整的时候,就下大决心调整,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因为我们的调整,总的都是考虑周密的、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而不是溃退.
“软着陆”是应当争取的.但是太“软”了,就着不了陆.1985年提出软着陆,就没有着下来,1989年还得动大手术.1993～1997年软着陆是成功的,但用的时间太长了,付出的代价如何,没有人算账.
有一副对联：“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徙薪无恩泽”.救火者固然有功,但提倡曲突徙薪的更应当受到尊重.不能老忙着救火,要研究“曲突徙薪”之道.
我们要向陈云学习,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接受历史教训.